2020年的新冠疫情的全球扩散让各国纷纷中断了贸易往来，引发了国际粮食贸易的波折。人们将目光再次聚焦到粮食这一最原始的需求中。
中国的农业源头最早可追溯到一万年前。那时黄河流域开始种植粟黍是什么农作物，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已经开始了驯服野生稻的步伐。气候和环境的差异，让中国原始农业诞生之初就存在旱作和水田的南北差异。
首先是营养成分更高、口感更好的小麦、高粱等作物传入中国，并在此后的一千年时间里逐渐取代了粟成为中国核心区域的主粮，并通过最朴素的育种技术填饱了更多人的肚子。
人力耕地的做法是用耒、锹等工具将土一块一块依次掘起来，在这过程中人需要不断后退，耗费相当大的体力产出却很低。铁犁的出现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只需引导牛拖着犁向前行走，畜力技术的应用，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
中国的农谚中有“水牛耕水田，黄牛犁旱地”的说法，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水田稻作也伴随着铁制农具和水牛驯化开启了漫漫长路。
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多次中原人口向南方迁移，给传统中原王朝核心区以外的南方地区带来了大开发的机会。原本在北方不受欢迎的稻米，也因为南方随处可得的水田而得到重视，最终变成了南方最重要的主食。
南宋时期，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先民们尝试在在这一湖泊沼泽遍布的种植农作物，他们使用了一种古老而有效的技术创造了独特的耕地——垸田。“垸”就是在湖泊沼泽地带修建的挡水堤圩，农民筑造垸将湖水分隔开，再在较浅一侧将水排出，得到可以种植水稻的耕地。
水车是中国古代提水机械的总称，有龙骨车、桶车等多种形态，其核心运行机理都是通过人脚踏或者牲畜绕圈做功的动力将水提到高处。一直到清末，垸田的排水、梯田的引水都还依靠水车这一传统机械。
如果说人力驱动畜力，是中国的第一次农业革命。那么人畜力驱动水力，就是中国农业的第二次革命。
明清时期，在这种新技术的支撑下，围湖造田发展到了巅峰，大大充实了湖广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力，“湖广熟天下足”替代了“江南熟天下足”，变成了中华晚期帝国农业留给后人的印象。
19世纪初蒸汽动力抽水机传入中国，但最初并没有动摇水车在中国南方农业的地位。直到1934年全国大旱，当时省政府为了应对旱灾大量调集抽水机，日夜不停地抽取长江水灌溉田地，抽水机这一现代农业机械才开始普及。在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推进的最大障碍在于，小块破碎土地的分割，让现代农用机械缺少效率。
其一，中原和东北地区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其二，新大陆的发现带来“粮食革命”，原产于美洲的玉米、土豆等作物的传入，让中国出现了人口的大爆炸。
“闯关东”移民的后代，和后来日本殖民东北留下的技术与器械，在客观上为新中国成立后对东北地区的大开垦提供了条件。建国以后，一代代英雄儿女奔赴东北，终于让昔日的“北大荒”成为“北大仓”。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三次农业革命，规模化、机械化的大生产，和以袁隆平杂交水稻为代表的育种、抗病虫等农业技术的升级，带来了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虽然农业已经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现代工业也逐渐开始了对农业的深度渗透。然而，当互联网时代来临的时候，农业和新经济的联系好像显得有些疏离。在一些人眼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很难想象究竟能怎么与数字技术结合。
但作为一个应用面及其广泛的技术门类，数字化力量却不会放弃人类已有的任何文明成果。即使是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中也少不了信息技术的参与，这也将成为看似发展到瓶颈的农业迈入下一个时代的契机。从机械化到数字化，这可能就是中国农业的第四次革命。
举例来说，近五年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从总量上看冠绝全球，但平摊到全部国民头上也仅仅是略高于世界平均，经不起太多浪费，它能为农民带来的收入也还远称不上可观。
中国的农业已经经历了一万年的发展，从北到南，从黄河流域的粟米到珠江三角洲的水稻再到松花江畔的玉米，一次次农业粮仓位置的变迁的背后都是作物品种和耕作方式的升级。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也许中国农业的再一次升级进程中，“数字化”会有很重要的一笔。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中国有粮，国人不慌”。坚实的粮食储备，成熟的数字技术，每一家农户和每一位消费者，也都将成为这一次数字化农业革命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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